听到此话,寇季心里是五味杂陈。
若不是寇季清楚范仲淹、欧阳修、韩琦等人都是大才的话,恐怕会毫不犹豫的将‘狂妄’二字喊出口。
毕竟,通过范仲淹的讲述,寇季可以清楚的感觉到范仲淹、欧阳修、韩琦等人都觉得朝中的高官们不如他们。
一帮子执掌着一个超级大国的重臣做出的决定,被他们评价为幼稚,说他们狂妄也不为过。
不过,寇季清楚范仲淹等人说的是实话。
因为,时代变了。
寇准都看不懂如今的朝局,以及以后大宋的走向。
吕夷简、王曾、陈尧佐、李昭亮、王曙等人也未必看得懂。
他们中间大部分人,只是借着他们以前对地方上的认知在处置公务。
可现在的地方,跟以前大不相同。
兵制革新,充实了地方兵力。
地方官员可以借着兵马做很多事。
路改府制,将以前的府、路诸多机关合在了一起,许多职能发生了巨大变化。
地方官员要做的事情也产生了变化。
地方官员的职能变化更大。
以前的许多政令,早就不适合用了。
再加上朝廷不断的迁移百姓,抽空了地方上赤贫的百姓,也抽空了许多地方的贫寒百姓。
地方上的食物链少了一层,维持地方稳定,维持地方生产,也就跟着起了变化。
这些大大小小的变化,集中在一起以后,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。
这个巨大的变化现在还不明显,只有地方官能清晰的感受到。
随着时间不断的推移,变化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。
到那个时候,朝堂上的衮衮诸公才能感觉到。
大宋朝那一套守着祖制治理天下的方式,早就不适用于现在的大宋了。
有很多人或许会质疑,说地方上发生的变化,朝堂上手握大权的诸公怎么可能察觉不到。
那是因为大宋的变化太快,太迅速,根本没有给朝堂上手握大权的诸公反应的时间。
更重要的是,这些变化都是潜移默化中的。
在变化没有产生巨大的危害前,根本不会引起朝堂上诸公的关注。
即便是引起了一两个人的注意,在他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之前,他们会默默的当它们不存在。
比如大宋最初的马政。
在订立以后,就出现了糜烂,许多人看到了,却没人支声。
一直发展到了藏不住的时候,向敏中才上奏朝廷,让朝廷将朝廷圈养的一大部分老马、劣马,发卖给百姓。
缓解了马政的糜烂。
但是大宋马政有问题的事情,却一直没有被根治。
一直到寇季为大宋开辟出了河西这一处巨大的马场以后,大宋的马政才得到了一定的缓解。
随后大宋征讨诸国,覆灭了诸国,得了许多牧马地以后,大宋马政中的缺陷才被彻底解决。
寇季盯着范仲淹道:“你们既然知道地方上的问题,为何不上奏给朝廷?”
范仲淹干咳了一声,朗声道:“奏上去就有用了?他们又不懂!”
寇季愕然的看向了范仲淹。
范仲淹赶忙解释道:“这是苏洵的原话,学生只是学着苏洵的语气在说话。”
寇季瞥了范仲淹一眼,哭笑不得的道:“确实是苏洵的风格……”
顿了一下,寇季又道:“可即便如此,你们也应该上奏朝廷。正是因为朝堂上的诸公们不懂、不了解,你们就更应该将地方上的变化告诉他们,让他们清楚的认识到地方。
唯有如此,他们才能制定出合理的政令。”
听到此话,范仲淹脸色一暗,微微叹息道:“学生是第一个上奏的,得到的批复是无事找事。
其他人也奏过,根本没引起重视。”
寇季沉吟着问道:“除了你们以外的其他人呢?”
范仲淹再次叹息了一声,道:“除了您门下出来的人外,也只有文昌学馆出身的,以及去过河西的官员,奏过此事。
剩下的官员大部分在装聋作哑。
而我们各地发生的问题各不相同。
奏到朝廷以后,几乎都被打了回来。
只有那么两三个被采纳。
但都是一些不痛不痒,又或者有十分直观的政绩的事情。”
寇季并没有一味的偏信范仲淹的话,而是盯着范仲淹问道:“你们都上奏过什么事情,仔细说说。”
范仲淹点了点头,道:“苏洵曾经奏请朝廷,让朝廷在渤海府的海岸边上设立税所,征收过往船只的过税。
朝廷并没有同意,只是让苏洵依照惯例,将过往商船的商税收税权扑卖出去。”
寇季听到此话,微微眯起眼,道:“渤海府如今已经被苏洵经营成了一处通往辽地各处的枢纽,每日往返的船只,过往的客商,数不胜数。
每日能收到的商税,可是一个巨大的数字。”
范仲淹重重的点头道:“苏洵说,秋粮入仓的时候,每日往返渤海府的商船,有数百条大船。
能征收到的商税多达数万贯。
朝廷若是在渤海府港口设立税所的话,每年少说能收三百多万贯的商税。”
辽地的百姓如今都是一个个小地主,他们在辽地罪籍百姓的帮助下,每年能耕种数量庞大的土地。
他们土地上产出的,他们根本用不了多少。
大部分都换成了钱和物。
所以无论是粮食出售,还是购买货物,数量都极大。
而渤海府的港口,是目前为止,辽地唯一一处可以减免赋税的地方,也是辽地唯一一处港口,自然吸引商人们。
毕竟,走水路虽然慢,但是成本极低。
同样一批粮食,走陆路的话,需要大量的骡马、木车、人手,以及人吃马嚼的花费,一路上过关过卡也需要花费。
走水路的话,一条船,一批划船的人就够了,所需要花费的也只是人吃的一些粮食,其他的什么花费也没有。
要知道,在赶路的时候,骡马吃的比人多,有时候吃的还比人金贵。
碰到难行的道路,还容易出现极大的损伤。
行船同样有损伤,但机率却远远比行路小。
所以,苏洵在渤海府设立的港口,绝对是商人们最喜欢,也是商人们最愿意去的地方。
一个涉及到上千万人生意的港口枢纽,每一岁的商税税收,自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。
苏洵预估了三百万贯,都是保守估计。
毕竟,辽地可是有许多让人眼馋的奢侈品存在,奢侈品往往重量轻,价值大,能收到的税,自然也就多。
比如辽地的人参、东珠、奇珍异兽的皮毛、珍贵的木料等等。
有人或许会质疑,说辽地拥有财产的百姓只有大宋百姓,罪籍没有财产,所以不参与买卖,拉动不了消费。
那只能说你小看了大宋百姓对劳动力的重视。
在大宋,特别是农忙的时候,牛、马、骡子等,吃的都比人好。
家里的主要劳动力,在农忙的时候要是吃的多了,其他人很有可能就得饿肚子。
大宋百姓要用那些罪籍耕种,就一定会让他们吃饱穿暖。
一些百姓说不定还会给他们提供生儿育女的机会,让他们为家里增添劳动力。
甚至,有心善的百姓,会把那些为自己家出死力的罪籍当成自己人看。
所以他们中间肯定有不少人会花费钱财,为那些罪籍购买很多日用的东西。
在他们彻底成为地主老财之前,他们会对自己手底下首批的功臣们保持相当大的善意。
唯有在他们成为了地主老财,享受到了剥削的利益以后,他们才会进入到剥削的层面上。
所以苏洵预估的三百多万贯的税收,只会多,不会少。
就是如此巨大的一批财富,朝廷居然视而不见?
是朝廷飘了?
还是户部的人飘了?
寇季长吁了一口气道:“此事确实是朝廷不对……”
范仲淹见寇季认可了朝廷不对,就继续道:“学生为了让陕西府的百姓富起来,在陕西府设立了许多作坊。
为了避免陕西府的豪门大户借着商税收税权,打压百姓们赖以生存的作坊,学生奏请在陕西府设立税务衙门,收回豪门手里的商税收税权。
可朝廷居然以无此先例,将学生给回绝了。
甚至下发文书给下官,让下官别带着百姓们操持贱业,让百姓们回去安心务农。
他们要是有田耕种,更从田里得到一切,能借着田里出产的粮食吃饱穿暖,学生又干嘛费心思让他们去操持贱业?
难道学生不知道在我大宋,商籍远远低于农籍吗?
他们都吃不饱了,要占山为王了,要聚众造反了?
还提什么商农的,有意义吗?
难道他们沦为了土匪,朝廷才会意识到他们吃不饱?”
寇季叹了一口气,幽幽的道:“此事也是朝廷不对……”
范仲淹又道:“古蒙府那边,张方平奏请朝廷从河西府调拨一批树种过去,想效仿李公,带着古蒙府的百姓们一边种树、一边耕种。
可朝廷居然让张方平自己和李公协商。
李公告诉张方平,河西此前经历大战,许多树木被毁坏一空。
无偿给张方平提供树种的话,百姓们恐怕不乐意。
所以让张方平多多少少拿一些东西给他,他也好给百姓们一个交代。
可张方平所在的古蒙府穷的叮当响,他出身又不好,自己垫钱都做不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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